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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上沅：“旧戏的唱，我们让它去自生自灭”
“容易看到的是同时中国剧场在由象征的变而为写实的，西方剧场在由写实的变而为象征的。也许在大路之上二者不期而遇，于是联合势力，发展到古今所同梦的完美戏剧。”
这两句话看上去虽已近于老生常谈，但是在老生常谈里也未尝不含有几分真理。我们且先指出这句话的出处，再来过细想想，看它所含的真理到底有几分。
在纽约出版的《戏剧艺术》月刊（Theatre Arts Monthly）第十二卷第六号（1928年6月号）里，有Vera Kelsey做的一篇文章，标题叫《中国的新剧场》（The New Theatre of China）。这篇文章对于中国剧场近来的情形，虽不免稍有不甚准确的观察，而在大体上它是很可靠很公平。
譬如说，我们能够否认“迷信一切西洋的东西都是高明些的，并且主张立刻把西洋剧本搬到中国的舞台上去”这句话吗？作者也不知是从哪儿得来的消息，说：“……新剧家及观众不久都明白了，如要成功，中国戏剧非得用中国的背景来表现中国的生活。”这也不过是作者的一种希望罢了。无论如何，“假使没有更稳固的基础，而竞竞于贩运西洋戏剧形式，新戏剧之可能也就真是没有日期了”。忠言逆耳，说这句话的人可算是个好朋友！唯其如此，所以在那篇文章的最后，作者才显出那种望之切的态度来，说：“二者不期而遇，于是联合势力，发展到古今所同梦的完美戏剧。”
余上沅
外国人观察中国戏剧，每每爱从社会的或是习惯的方面着眼，譬如扔手巾、吃茶点、嗑瓜子都做了一部分的材料（并不指上述的作者而言）。这些情形不是不可批评。但是都与艺术无干。如果不扔手巾，不吃茶点，不嗑瓜子，那就算是成功，也未免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了。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是中国戏的根本问题，艺术上的问题。
中国旧戏的价值，我曾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评衡过。我以为旧戏未始不可以唱，只要唱得好听，我们的耳朵不正是在这儿要求好听的么？但是旧戏里好听的实在太少，所以关于唱的部分，我是姑置弗论。万一有这么一天，运气到了，中国忽然产生了一个音乐家，那么这些问题都有解决的希望。做的部分，在旧戏里似乎有价值的多，虽然它得到的注意远不如唱的部分。这也是因为一个可以口口相传，道听途说；一个是转瞬之间，形影俱失，二者的模仿之难易，相差太大了。避难就易，于是做为人所忽略，而唱则势力越来越大。药还是旧的，你换一碗汤，我换一碗汤罢了；旧戏在唱的方面，正是如此。吃过唱旧戏的药的人，封了喉咙，虽有易牙之味到了他的面前，也只得摇头拒绝了。旧戏的唱，我们让它去自生自灭。
游艺会中的京戏表演
做比唱难，这是学旧戏的人都承认的。也许不是为了它难而是为了“适应潮流”吧，从前的象征渐渐变而为写实了。音乐是比较抽象的，所以不管他们翻什么花样，唱是达不到写实的程度。但是做却不然，你可以把日常生活的姿态加进去。海派的新旧戏或是旧新戏就是以写实为标准的去做了。布景服饰、化妆，只要可以帮助做的写实，无不尽量写实化。我以为旧戏的写实化是以（动作）作为中心的。假使旧戏的唱（音乐）是抽象，做（动作，舞）是象征的，布景等又是非写实的，彼此调和，没有破绽；那么我们说它“有做到纯粹艺术的趋向”，也并非过誉吧。把旧戏做到纯粹艺术，这是一个途径。
第二个途径是在天才音乐家还没有产生以前，中国还不能希望纯粹歌剧成立的时期我们应当走的途径——不，只要得上去，宽大的剧场永远是不拒绝的。那就是去掉唱的部分，只取白。是说也好，是诵也好，加上一点极简单的音乐，仍然保持舞台上整个的抽象、象征、非写实。一方面免除了昆曲的雕琢，一方面免除了皮黄的鄙俗，把戏剧的内容充实起来，叫它不致流入空洞。这个在希腊悲剧全盛时代实验过，现在还是不妨再试。
但是这里我们不能误会：所谓再试，并非模仿。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旧戏，不是希腊悲剧。我们要根据中国旧戏，并不是义和团的见解；旧日戏在中华民族里已经占了一个地位，谁也无法抹杀这件事实。你硬要抹杀它也可以，不过民众剧的势力，在古今各国尽是或隐或现的存在、发挥，中国旧戏大概也难得作一个例外。倒不如因势利导，剪裁它的旧形式，加入我们的新理想，让它成为一个兼有时代精神和永久性质的艺术品。
戏剧艺术的形式多呢，古今中外没有两个绝对相同的。东方的和西洋的不同；何必要强同？莎福克里士和莎士比亚不同；何必要强同？关汉卿、马致远和你我不同；何必要强同？变化越多我们可不更乐得受用么？万一真的不愿受用，试试看，看强勉要彼此相同，可能办得到啵？
那么西方正往象征走，而我们偏要往写实走，就是为了可以彼此不相同吗？我不愿意替这一问作什么答语。不然戏剧是循环的，象征在中国已经耽久了，应该让写实来得天下？再不然是象征多年还不成功，大家灰心了，改了行来试试写实？此诚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矣！
梅兰芳所使用的门帘台帐
无论如何，写实的势力是已经来了，谁也拒绝不了，也不必怎样去拒绝它。我又要说了，剧场是宽大的，它无不包容。漫说象征写实，就是古典、浪漫、印象、表现、未来，一切等等，它都尽有多余的地方，给人一个公平机会，叫它实验一番。如此说来，千头万绪，岂止第一个途径、第二个途径吗？究竟有几个途径？我说，头头是道。也许大家“不期而遇，于是联合势力，发展到古今所同梦的完美戏剧”。
但是，这个“古今同梦的完美戏剧”究竟大概是个什么样子？我们可得而闻与？
天下最难得的是一个平字。所以有的趋向唯心，有的趋向唯物；有的偏于主观，有的偏于客观；有各不相让的浪漫、古典，有互作对峙的象征、写实，不是流入情感之泛滥，便是流入理智之冷酷。各执一端，勇往直前，造成一个不平的局面。不平则鸣，于是产生了许许多多伟大的作品。大家看到不平的好处，才把中庸（平）看成了模棱两可，不负责任，滑头，迂腐。再不然便是矫枉过正，从这一极端倾向到那一极端，结果是依然不平。一切的一切，从古到今，都无非颠来倒去，翻去覆来，走不上中正和平的大路。
戏剧正是如此，也从来得不到一个内容与形式，理智与情感，不倚不偏，调和得宜的东西。所以近年来戏剧界最大的问题，便是“如此用审美的方法表演心理剧”。等到这个问题解决了，“古今同梦的完美戏剧”也就不难实现了，古今所同梦的完美人生也就不难实现了！
人生是戏剧的主要材料，得不到完美的材料，又从哪儿去寻找完美的戏剧？古来有这样的梦，现今也有这样的梦，很长很久的将来，怕不免仍然是这个梦吧。
要促成好梦的实现，我以为并非绝无途径。写实在西洋走过了，我们觉得是此路不通，固然在中国有多少人要打算再走着试试，而且在西洋也不见得将来不再走着试试。象征又是一条庸衢吗？我们也觉得并不绝无歧路。那么大家裹足不前吧？惧惰成癖的中国人也不由得不往前奔走，哪怕步伐开得小开得慢。不息的动作、不住的活动，这是宇宙、人生、艺术、戏剧，以及一切应有而不得不有，当然而不得不然的。既然如此，好梦就不会不实现，即或不知道哪天实现，而在向着实现走的过程上，我们已经得到无穷的乐趣了。
更新舞台《西游记》之布景
现代人更聪明了，知道怎样享乐了：不计成功，但求实验，而就在实验之中，先享受它一个乐趣。既然有的是乐趣，好梦不能实现，也与我们无损不是？再进一步说，既然得着了乐趣，不也就等于好梦已经实现了吗？所以我以为，要促成好梦的实现，其途径在迩而不必求诸远，就是乐于实验。
要走写实的路，可以，但是不必走人家已经走过的旧路。要走象征的路，也可以，但是不走人家已经走的旧路。旧路是我们实验的参考，也是我们实验的材料，尽管利用它，甚至于当废物一样的去利用它，可千万不要被它利用，你向东走，我向西走。好在地球是个圆的，只要走的人多，总有两个人有一天忽然相逢的。没有两个相逢的人也不要紧，只要你我都达到了往前走的目的，享受了往前走的乐趣。
但是在中国我们能够往前走吗？中国戏剧有了途径吗？我们有做实验的机会吗？那么，不能说完全没有吧。至少，我们已经做了许多要求实验机会的实验了。有人在努力写剧本，写剧本的还在实验之中；有人在努力练表演，练表演在实验之中；有人在努力研究舞台装点，也是在实验之中。要这些人不断地努力，得到了相当的能耐，相当的经济帮助，整个的戏剧实验才可以开始，中国戏剧才可以走上途径；现在只是刚要上路，而还不曾上路罢了，在这个时期，我们须得留意，譬如说在写实同象征这两个途径，我们先试哪一个？我以为，写实是西洋人已经开垦过的田，尽可以让西洋人去耕耘；象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块荒芜了的田，似乎应该我们自己就近开垦。怕开垦比耕耘难的，当然容易走上写实，但是不舍自己的田也是我们当仁不能够相让的吧？所以我每每主张建设中国新剧，不能不从整理并利用旧戏入手。
我们不但不反对西洋戏剧，并且以为尽毕生之力去研究它也是值得的。但是，我以为，一定要把旧戏打入冷宫，把西洋戏剧用花马车拉进来，又是何苦。中国戏剧同西洋非水火不能相容，宽大的剧场里欢迎象征，也欢迎写实，只要它是好的，有相当的价值。在还没有断定某种的绝对价值以前，应该都有予以实验的机会。
大家分头努力，诚心诚意，去做种种的实验，中国戏剧不怕没有出路，不愁没有途径。也许将来“不期而遇，就是联合势力发展到古今所同梦的完美戏剧”。
我所谈之分头努力，并不是希望大家站在平行线上走。绝对的象征同绝对的写实是得不到共同之点的。好在平行线是理想的，把所谓之平行线引申到极长极长的时候，其终点还是两相会合，写实同象征也是一样，彼此多少有点互倾的趋向，这个趋向是叫它们不期而遇的动机。等到时机成熟了，宇宙、人生、艺术、戏剧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得了最终的调和，那么古往今来的那个大梦也就实现了。
（《戏剧与文艺》1929第1卷第1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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